近日，公众号《常识传达室》：《半月谈》有篇文章流传甚广。

贵州毕节市大方县2023年在职正式编制人员的工资总支出为20亿元，临聘人员的工资支出为4.6亿元，还有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1.7亿元，共计26.3亿元。

而2022年的该县税收总收入仅仅只有4.14亿元！大方县常住人口不过60余万，相当于每14个当地人里，就有1个吃财政饭。

2022年大方县上级补助收入高达42.28亿元，是本地税收的10倍还多。换句话说，大方县的运转，本质是“东部买单、中部统筹、西部消费”

大方县是个孤例吗？不是。全国欠发达县城比比皆是。

云南永善、彝良，贵州威宁、赫章等县，无一不是“税收微薄、养人庞大”。这些县深处大山，交通闭塞，土地贫瘠，工业基础为零，农业附加值极低，全年税收能过2亿已属不易，可财政供养人员动辄两三万，工资支出常年是税收的5倍、8倍甚至10倍。

西南财经大学2025年报告更直白：全国2774个县级地区，平均财政自给率仅38%，意味着县里每花100元，就有62元靠上级输血。其中，中西部欠发达县自给率普遍低于20%，“吃饭财政”成了唯一底色——财政的核心功能不是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，而是“养人”，保住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发放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“正式编+临聘”的双重供养模式，在全国县城广泛复制：正式编人员稳拿高薪，临聘人员数量是正式编的1.5-2倍，拿着微薄工资，干着基层琐事。这种“臃肿化”供养结构，让本就薄弱的县级财政雪上加霜，陷入“越穷越养人、越养人越穷”的死循环。

截至2025年，全国县级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元，平均每个县城负债22亿元，很多县债务率远超警戒线，靠借新还旧维持运转。而工资、债务利息是刚性支出，占了财政的90%以上，剩下的钱，连修路、治水、教育配套、医疗改善的基本民生需求都满足不了，“民生欠账”越积越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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